2014年3月底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宴请到访的中国领导人时，赠送了一幅绘制于1735年的“中国地图”，默克尔称：“这是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。” 这，就是德国人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所作的《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》，此为地图刊印时所用的拉丁文，中文大意为《中华帝国或中国正确的地图及地理描述》。
在地图的右下角我们可以发现，除上述标题外，还注有一段说明，中文大意为：“此图，乃康熙帝下令由耶稣会传教士赴各省所作分省图汇编而成。随杜赫德的杰作首次公之于世，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唐维尔缩减为此版本，现按恰当的投影法重绘。--数学教授：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制。出资发行：霍曼公司。”
《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、历史、编年纪、政治和博物》杜赫德 1736年版本 第一卷 封面
寥寥数语，却包含了制图师、出版公司、地图原版出处、康熙大帝与耶稣会交集的历史等极其大量的信息，就让我们来一一为您解读。
一：此地图的德国制图师及德国出版商：
该图出版商霍曼公司（拉丁Homannianorum Heredum，英文Homann's heirs，1730-1848），和制图师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（拉丁IOH MATTH HASII，英语Johann Matthias Hase，1684-1742），以今日的标准来说，都属于德国人。
出版商的名字，翻译成中文意为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，该公司的创始人约翰·巴佩斯特·霍曼（Johann Baptist Homann，1664-1724）也是一位德国的地图学家、雕刻师、出版商，他出生于今日巴伐利亚州南部的Kammlach小镇，1687年在纽伦堡皈依新教。霍曼先后在维也纳、纽伦堡、莱比锡等地从事地图绘制、雕版等工作，他的一生创作过二百多幅各类地图，并于1715年在柏林当选为皇家科学理工学院的会员，是查尔斯六世（Charles VI， 神圣罗马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）的御用地理学家，慕尼黑的名人堂曾立有霍曼的塑像，但毁于二战期间，今日只剩下一个铭牌讲述着曾经的荣耀。1702年，霍曼在纽伦堡成立了自己的地图印刷和销售公司，在同法国和荷兰地图出版商的竞争中，靠价格优势成长为十八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地图出版商之一，该公司在霍曼父子两代人的手中一直经营到1730年。父子均离世后，其他股东和董事以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的公司名号又继续运营了一百多年，期间一度成为德国地图出版行业的翘楚。
一：此地图的德国制图师及德国出版商：
该图出版商霍曼公司（拉丁Homannianorum Heredum，英文Homann's heirs，1730-1848），和制图师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（拉丁IOH MATTH HASII，英语Johann Matthias Hase，1684-1742），以今日的标准来说，都属于德国人。
出版商的名字，翻译成中文意为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，该公司的创始人约翰·巴佩斯特·霍曼（Johann Baptist Homann，1664-1724）也是一位德国的地图学家、雕刻师、出版商，他出生于今日巴伐利亚州南部的Kammlach小镇，1687年在纽伦堡皈依新教。霍曼先后在维也纳、纽伦堡、莱比锡等地从事地图绘制、雕版等工作，他的一生创作过二百多幅各类地图，并于1715年在柏林当选为皇家科学理工学院的会员，是查尔斯六世（Charles VI， 神圣罗马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）的御用地理学家，慕尼黑的名人堂曾立有霍曼的塑像，但毁于二战期间，今日只剩下一个铭牌讲述着曾经的荣耀。1702年，霍曼在纽伦堡成立了自己的地图印刷和销售公司，在同法国和荷兰地图出版商的竞争中，靠价格优势成长为十八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地图出版商之一，该公司在霍曼父子两代人的手中一直经营到1730年。父子均离世后，其他股东和董事以“霍曼的继承者们”的公司名号又继续运营了一百多年，期间一度成为德国地图出版行业的翘楚。
唐维尔的中国地图1735年 德国人哈斯的中国地图的原图
1.《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，Historical，Chronological，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Empire of China，Chinese-Tartary，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，Manners，Ceremonies，Religion，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'd with Curious Maps，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》。
这本对中华帝国百科全书般的作品，几乎包含了对中华文明各个方面的记录与思考：皇帝和政府、军队和警察机构、贵族、农业和手工艺品、“天才”、“辉煌”的哲学、宗教、伦理和仪式、科学和医学、金钱和商业、语言和书写系统、瓷器的制造和蚕的繁殖。还有一个关于白令海峡的摘要，并且第一次描述到阿拉斯加。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了欧洲多国语言并广为流传。其英文译本出版于1738年，被视为是几代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狂热的根源。
在杜赫德的这本著作中，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是书中附图的主要绘制者，42幅地图都出自安维尔之手。而有多个资料表明，唐维尔与西方在华传教士关系密切，他的中国地理数据大多来自于这些传教士。
唐维尔，原名 Jean-Baptiste Bourguignon d'Anville（1697-1782），有时也写作Danville，他在21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国皇家的地理学家，并同奥尔良公爵家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联系，获得后者的许多资助与支持。他制图繁多、收藏地图及手稿也很广泛，他的藏品在其去世后捐赠给法国国王并辗转流传到今世，甚至丰富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。为了纪念他，巴黎市政厅门面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就有他的画像、加州、魁北克和福蒙特州的唐维尔市、巴黎的唐维尔大街都是来自于他的名字。
他一生大概制作了211幅世界各地各区域的地图。受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所託，参考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2製作了的所谓《中国鞑靼西藏全图》，被收入杜赫德1735年出版的《中国通史……》中，也成为唐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凭藉着这套十八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介绍中国的巨著风行于世，直到十九世纪初，唐维尔的中国地图一直是西方关于中国及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来源。
在杜赫德的这本著作中，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是书中附图的主要绘制者，42幅地图都出自安维尔之手。而有多个资料表明，唐维尔与西方在华传教士关系密切，他的中国地理数据大多来自于这些传教士。
唐维尔，原名 Jean-Baptiste Bourguignon d'Anville（1697-1782），有时也写作Danville，他在21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国皇家的地理学家，并同奥尔良公爵家族保持了近四十年的联系，获得后者的许多资助与支持。他制图繁多、收藏地图及手稿也很广泛，他的藏品在其去世后捐赠给法国国王并辗转流传到今世，甚至丰富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。为了纪念他，巴黎市政厅门面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就有他的画像、加州、魁北克和福蒙特州的唐维尔市、巴黎的唐维尔大街都是来自于他的名字。
他一生大概制作了211幅世界各地各区域的地图。受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所託，参考康熙《皇舆全览图》2製作了的所谓《中国鞑靼西藏全图》，被收入杜赫德1735年出版的《中国通史……》中，也成为唐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凭藉着这套十八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介绍中国的巨著风行于世，直到十九世纪初，唐维尔的中国地图一直是西方关于中国及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来源。
此地图的作者哈斯，出生于德国的奥格斯堡，作为一名数学教师的儿子，估计小哈斯没少受到父亲“奥数”般的启蒙教育，他于170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，作为沃尔夫的弟子钻研于代数，1707年又获得了哲学硕士的学位。之后他以教师职业为生，但仅靠教授数学课几乎让他的生活难以为继，不过很快他又有机会回到了莱比锡大学，作为哲学系的助理教员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地理、天文学和制图工作。1720年，在沃尔夫的引荐下哈斯获聘为维滕贝格（Wittenberg）大学的数学教授、并兼任哲学系助理教授。正是在这里，哈斯将数学视为了自己毕生的工作，他重视以实践为导向的数学教学，尤其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，哈斯的身体力行也表明了这一点。他“出于数学和历史的原因”，首先开始改进德国人的地图；他的论著推进了“极射赤平投影”在地图实践中的应用，他出版了欧洲、非洲、埃及、叙利亚等地的地图，在同霍曼公司合作出版的那个年代的世界地图中，甚至描绘了西澳大利亚（当时称新荷兰，整个澳洲大陆轮廓尚未探索完成）海岸线正确的经纬度。哈斯在大学的讲座除了数学以外还扩展到了数学地理学、天文学等领域，他的地理讲座包括了历史政治地理学，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和各大洲的历史政治地理、现代德国地理以及历史地理学等。一个数学教师，逐渐在地理学的领域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。今天，在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“哈斯”，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地理学的先驱。
二：关于此地图背后的法国制图师及法国汉学家：
虽然，默克尔总理所说“这是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”或许是正确的，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，上述两位德国的杰出人士曾经来到过中国，而制作此图的“源信息”，正如哈斯在标题中所述：来自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及法国汉学家--杜赫德--的大作。
杜赫德，全名Jean-Baptiste Du Halde，167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，是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，他最著名的作品，就是1735年出版的、翁文灏译为《中国地理、历史、政治及地文全志》一书，，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书名则“通俗”的多--《中国通史：包括对中华帝国、中国鞑靼、朝鲜和西藏地理、历史、纪年、政治及自然的描述以及其风俗、习惯、礼仪、宗教、艺术和科学的特别而准确的记录并配有珍奇的地图和各种铜版画》1。它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，同时代的法国文学泰斗、“法兰西思想之王”伏尔泰曾这样评价到：“虽然他（杜赫德）没有离开巴黎，也不懂中文，但，基于与同僚修士们的沟通，他给出了这个世界上对中华帝国最广泛的、最好的描述。”
二：关于此地图背后的法国制图师及法国汉学家：
虽然，默克尔总理所说“这是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”或许是正确的，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，上述两位德国的杰出人士曾经来到过中国，而制作此图的“源信息”，正如哈斯在标题中所述：来自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及法国汉学家--杜赫德--的大作。
杜赫德，全名Jean-Baptiste Du Halde，167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，是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，他最著名的作品，就是1735年出版的、翁文灏译为《中国地理、历史、政治及地文全志》一书，，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书名则“通俗”的多--《中国通史：包括对中华帝国、中国鞑靼、朝鲜和西藏地理、历史、纪年、政治及自然的描述以及其风俗、习惯、礼仪、宗教、艺术和科学的特别而准确的记录并配有珍奇的地图和各种铜版画》1。它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，同时代的法国文学泰斗、“法兰西思想之王”伏尔泰曾这样评价到：“虽然他（杜赫德）没有离开巴黎，也不懂中文，但，基于与同僚修士们的沟通，他给出了这个世界上对中华帝国最广泛的、最好的描述。”
马国贤 原名Matteo Rip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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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曼肖像 Homann,_Johann_Baptist_(1664-1725)
2.德国学者福克司认为，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《皇舆全览图》的版本，一是1717年的木刻本，包含28张图；二是1719年雕刻的铜版地图；三是1721年的木刻本，32幅。康言(Mario Cams)最近的研究也证实，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1718年的木刻版本绘制的，但是有的居民点没有标注地名，可能是杜德美当时没有翻译出来；鞑靼地区的地图主要参考了1719年铜版地图，其中与表示该地区的十一块地图完全吻合。
约翰·马蒂亚斯·哈斯所作的《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》
地图的右下角还注有一段说明
《皇舆全览图》分省图之盛京地图
唐维尔和哈斯不光在地球上有“传承”，在月球上二者也有交集，月球上被命名的众多环形山之中，就有他们二人的名字。
三：此地图真正的“制图师”：康熙大帝！以及那些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。
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幅地图，无论是其德国制图师、德国出版商，还是“源地图”的法国耶稣会教师、法国制图师，都没有亲历过中国，这幅中国地图原始的测绘工作及地理数据，都指向了当时中国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、以及他那个“中外合作”、耗时十余年的全国地理测绘及制图工程。
康熙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，也是文治武功、雄心大志的一代雄主，在他的治下，西方先进的代数、几何、天文、医学及科学技术得到推崇和应用，其代表性的事例，就是《皇舆全览图》的测绘与刊印。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起，大清帝国先后委任一众耶稣会士、并中国本朝学者何国楝、明安图等人，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、三角测量法、投影技术等西方科学方法和仪器，实测全国六百四十多地的经纬数据，重新绘制全国地图，测绘地点遍佈全国，规模之大，耗时之长，前所未有。“康熙间，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，以天度定准望，一度当二百里，遣使如奉天，循行混同、鸭绿二江，至朝鲜分界处，测绘为图。”这是《清史稿》列传七十中的初始记载。这项浩繁的工程一干就是十余年，其范围也远不止“朝鲜分界处”，最终，地图覆盖的范围东北至库页岛（萨哈林岛），东南至台湾，北至贝加尔湖，南至海南岛，西北至伊犁河，西至列城以西，在后期版本中西藏边境甚至标注出了朱母郎马阿林（珠穆朗玛峰）。因其时准噶尔部之乱，新疆一带未能详细详绘，其后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后方得以补全。
该图1717年初成，出木刻板，清史稿记述到：“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，图成，为全图一，离合凡三十二贞，别为分省图，省各一贞” 。但是，对于康熙帝来说，进行全国山河版图的测绘，又岂止十年之功，在同年阴历2月12日，内阁蒋廷锡进《皇舆全览图》时康熙上谕曰：“朕费30余年心力，始得告成，山脉、水道俱与禹贡相合，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，倘不合之处，九卿有知者，即便指出。”
三：此地图真正的“制图师”：康熙大帝！以及那些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。
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幅地图，无论是其德国制图师、德国出版商，还是“源地图”的法国耶稣会教师、法国制图师，都没有亲历过中国，这幅中国地图原始的测绘工作及地理数据，都指向了当时中国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、以及他那个“中外合作”、耗时十余年的全国地理测绘及制图工程。
康熙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，也是文治武功、雄心大志的一代雄主，在他的治下，西方先进的代数、几何、天文、医学及科学技术得到推崇和应用，其代表性的事例，就是《皇舆全览图》的测绘与刊印。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起，大清帝国先后委任一众耶稣会士、并中国本朝学者何国楝、明安图等人，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、三角测量法、投影技术等西方科学方法和仪器，实测全国六百四十多地的经纬数据，重新绘制全国地图，测绘地点遍佈全国，规模之大，耗时之长，前所未有。“康熙间，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，以天度定准望，一度当二百里，遣使如奉天，循行混同、鸭绿二江，至朝鲜分界处，测绘为图。”这是《清史稿》列传七十中的初始记载。这项浩繁的工程一干就是十余年，其范围也远不止“朝鲜分界处”，最终，地图覆盖的范围东北至库页岛（萨哈林岛），东南至台湾，北至贝加尔湖，南至海南岛，西北至伊犁河，西至列城以西，在后期版本中西藏边境甚至标注出了朱母郎马阿林（珠穆朗玛峰）。因其时准噶尔部之乱，新疆一带未能详细详绘，其后直至乾隆帝两次遣专人详查后方得以补全。
该图1717年初成，出木刻板，清史稿记述到：“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，图成，为全图一，离合凡三十二贞，别为分省图，省各一贞” 。但是，对于康熙帝来说，进行全国山河版图的测绘，又岂止十年之功，在同年阴历2月12日，内阁蒋廷锡进《皇舆全览图》时康熙上谕曰：“朕费30余年心力，始得告成，山脉、水道俱与禹贡相合，尔将此全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，倘不合之处，九卿有知者，即便指出。”
在此图测绘编制的过程中，一些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参与其中，16世纪以来直到18世纪的200多年间，西方的传教士在中西交流中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，以1580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的到来为标志，拉开了传教士来华的大幕。据统计，到清初的1664年，仅耶稣会来华传教人数已累计82人。
参与到《皇舆全览图》工程中的西方传教士们主要有：雷孝思（Jean Baptiste Regis，法国）、白晋（Joachim Bouvet，法国）、冯秉正（Joseph-Francois-Marie-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，法国）、杜德美（Pierre Jartoux，法国）、费隐（Ernbert Fridelli，奥国）、山遥瞻（Guglielmo Fabre Bonjour）、汤尚贤（Pierre-Vincent de Tartre，法国）、麦大成（Joannes Fr. Cardoso，葡萄牙）、德玛诺（Rom. Hinderer，法国），张诚（Gerbillon Jean Franois法国）等人。
这些熟悉西方先进地理学测绘方法及仪器的传教士们，在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、艰难困苦的野外测绘作业中，为了“科学和天主教的双重信仰”而忘我工作。他们对这个“中国国家工程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、乃至牺牲，比如山遥瞻，就因劳累过度且受到瘴气的侵袭，而不幸在云南边境孟定殉职；康熙54年（1715年）雷孝思前往云南，以完成山遥瞻的未竟事业。从云南归来时，费隐也病倒了，雷孝思又代替他测绘贵州地图，并奉命完成了湖广地图的测绘。雷孝思，其名字的典故出自《诗经》“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”，他用拉丁文翻译的《易经》更是风靡欧洲。这位法国传教士为大清王朝服务四十年，于1738年11月24日在北京离世，从1698年跟随白晋踏上中国广州的土地起，终身都没有再回到他的故乡法国。1707年，传教士之一的张诚卒于北京；1724年2月，汤尚贤卒于北京；1730年6月28日（雍正八年）白晋也卒于北京，享年74岁，……，他们中大部分人的遗体都安葬在了北京正福寺墓地。
除了参与到测绘与制图之中，《皇舆全览图》在东西方之间的交流，也离不开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，资料表明，上述的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，就同法国在华传教士有着紧密的联系，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更是将此图的详细信息在1723年直接带回到欧洲。
马国贤，原名Matteo Ripa，意大利那不勒斯人，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，他于公元1710（康熙四十九年）抵达澳门，随之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。公元1713年（康熙五十二年），马国贤根据中国画家的原画，铜版刻制了一套《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》版画， 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。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《皇舆全览图》，并应康熙帝之邀传授雕刻铜版技术，据说这也是西方铜凹版印刷术传入中国的开端。
参与到《皇舆全览图》工程中的西方传教士们主要有：雷孝思（Jean Baptiste Regis，法国）、白晋（Joachim Bouvet，法国）、冯秉正（Joseph-Francois-Marie-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，法国）、杜德美（Pierre Jartoux，法国）、费隐（Ernbert Fridelli，奥国）、山遥瞻（Guglielmo Fabre Bonjour）、汤尚贤（Pierre-Vincent de Tartre，法国）、麦大成（Joannes Fr. Cardoso，葡萄牙）、德玛诺（Rom. Hinderer，法国），张诚（Gerbillon Jean Franois法国）等人。
这些熟悉西方先进地理学测绘方法及仪器的传教士们，在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、艰难困苦的野外测绘作业中，为了“科学和天主教的双重信仰”而忘我工作。他们对这个“中国国家工程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、乃至牺牲，比如山遥瞻，就因劳累过度且受到瘴气的侵袭，而不幸在云南边境孟定殉职；康熙54年（1715年）雷孝思前往云南，以完成山遥瞻的未竟事业。从云南归来时，费隐也病倒了，雷孝思又代替他测绘贵州地图，并奉命完成了湖广地图的测绘。雷孝思，其名字的典故出自《诗经》“永言孝思，孝思维则”，他用拉丁文翻译的《易经》更是风靡欧洲。这位法国传教士为大清王朝服务四十年，于1738年11月24日在北京离世，从1698年跟随白晋踏上中国广州的土地起，终身都没有再回到他的故乡法国。1707年，传教士之一的张诚卒于北京；1724年2月，汤尚贤卒于北京；1730年6月28日（雍正八年）白晋也卒于北京，享年74岁，……，他们中大部分人的遗体都安葬在了北京正福寺墓地。
除了参与到测绘与制图之中，《皇舆全览图》在东西方之间的交流，也离不开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，资料表明，上述的法国皇家地图师唐维尔，就同法国在华传教士有着紧密的联系，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更是将此图的详细信息在1723年直接带回到欧洲。
马国贤，原名Matteo Ripa，意大利那不勒斯人，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，他于公元1710（康熙四十九年）抵达澳门，随之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。公元1713年（康熙五十二年），马国贤根据中国画家的原画，铜版刻制了一套《御制避暑山庄图泳三十六景》版画， 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。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《皇舆全览图》，并应康熙帝之邀传授雕刻铜版技术，据说这也是西方铜凹版印刷术传入中国的开端。
此图，在中外地图发展史上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在当时世界地理学领域也属于非凡的成就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，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，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源于此图。
（待续）
（待续）